图为于宗潼
史纪明
1914年，齐鲁大药房在烟台街开张，创办者和坐堂先生是清末进士、官至四川劝业道，后因救民众而被朝廷革职的于宗潼。
于宗潼生于1860年，字梓生，号西园，福山县义井社（今福山区高疃镇）湘河村人。于宗潼出身仕宦世家，祖父于公槐系清嘉庆癸酉拔贡，历任四川通江县、射洪县知县，江西临江府知府等职；父亲于为仪，恩贡生，候选州判，为福山乡贤。于宗潼天资聪颖，少年时在县、府、院试中均名列前茅。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参加乡试，中顺天府乙酉科举人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乙丑科会试、殿试考取三甲第三十七名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后历任会典馆校对官，都水司员外郎，屯田司郎中，夔州府、成都府知府，四川省劝业道等职。于宗潼为官22年，清正廉洁，政绩卓著，深得民众爱戴；被革职返回故里后，坚持不懈为家乡人民做好事、善事，像春蚕一样直到最后把丝吐尽。
为救万民遭罢黜
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（1907-1911年），京察一等的于宗潼外放夔州知府、成都知府和四川省劝业道（全省负责工商业的最高长官，正四品）等职。他鞠躬尽瘁，政绩斐然，深得民心，最为人称道并载入史册的是他保国为民的出色表现。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于宗潼任四川夔州知府。当时夔州境内洋人横行，滋扰乡民、欺凌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于宗潼按清廷洋务规定，对手续完备、遵纪守法的洋人予以保护，对无护照、不守法的洋人，责令隶县全部遣送出境。一年间，他先后遣送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国30多名不法洋人出境，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利益。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五月的一天，奉节县三角坝天主教堂丁神甫从巫山庙宇槽回教堂的路上，突遇暴雨和山洪暴发，被洪水卷入岩洞淹死。丁神甫不归，引起教堂揣测，并向四川总督诬告“丁神甫被害”。山洪退去，农民在岩洞口处发现神甫的尸体，证明丁神甫系淹死。但三角坝教堂司铎倚仗教会权势，一口咬定丁神甫是被谋杀的，并借故扣押当地农民百余人，扬言要派兵“血洗三角坝”“为丁神甫报仇”。此事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，他们连夜组织上千农民，手持戈矛、大刀、土枪等武器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禹王庙。双方对峙，血战一触即发。州官不能决，总督令成都知府于宗潼查办。于宗潼连夜带领兵丁和法医赶赴现场验尸，证实丁神甫确系淹死。教堂司铎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，只得将扣押的百姓释放。一场流血事件被平息，百姓拍手称快，赞于宗潼“包青天再世”！
于宗潼为了民众，不惜丢官甚至丢命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5月12日，清政府借实行铁路收归国有为名，将民办的川汉、粤汉铁路收归国有，并以铁路筑路权为抵押，向英、美、德、法4国银行借款。这一行为激起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等省民众的联合抵制。6月17日，四川宣告成立“保路同志会”，联合举行请愿活动。8月24日，成都各界联合罢市、罢课以示抗议。此时，担任四川省劝业道的于宗潼亲临市民中演讲，支持民众的抗议活动。四川总督赵尔丰发布告示，限令复课、开市，否则派兵弹压。8月25日，清廷谕旨：“严行弹压，毋任再生事端！”9月1日，于宗潼率当地县令史久龙及其他地方官员几十人联名致电清廷内阁，陈述“川民争路争约，志坚理足”，是爱国行动，应予保护，并强调“民意不可欺，路权不能卖！”9月7日上午，斗争激化。总督赵尔丰下令派兵包围了四川铁路公司，以“图谋不轨”等罪名，将四川“保路同志会”正副会长蒲殿俊、罗伦等秘密逮捕。
消息传出后，数万民众义愤填膺，洪流般地涌向总督府，要求放人。总督府营务处督办田征癸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，当场打死23人。这时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越来越多，总督府慌了手脚，调来红衣大炮，准备炮轰请愿群众。危急时刻，于宗潼挺身而出，扑向大炮，用胸膛挡住了炮口，并大哭曰：“愿与众俱碎！”在大义凛然的于宗潼面前，总督赵尔丰无奈撤炮，避免了一场大的群体流血事件，保护了无辜群众的生命。朝廷得到四川总督奏报后，恼羞成怒，遂将于宗潼革官为民。
10月19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起义军迅速扩大，形成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。11月27日，四川亦宣布独立，起义军打跑了赵尔丰，推举蒲殿俊为四川总督，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。蒲殿俊力请于宗潼出任总督，于宗潼坚辞不就，遂返回道署，收拾行囊回乡。离川时，百姓攀辕哭挽者护送百里不绝。
开渠排水保粮田
于宗潼的家乡湘河村原名仙后村。他在任时，有一次回乡省亲，福山知县前往拜访，根据这里周围河水环绕、山清水秀的地理条件和人才辈出的实际情况，将村名改为湘河，寓意“有水才有鱼”，“大鱼”即指进士于宗潼。
湘河村三面环山，南有福山境内主要河流清洋河，西、北又有多条小河，村东800多亩粮田的“小平原”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。但因粮田地势低洼，夏天降大雨后，猪山等西北方向来的山洪无法顺利地排到清洋河而积存在这里，造成粮田受涝而歉收。
于宗潼1912年初返回故里后，决心治理水患，保证村东“小平原”粮食丰产丰收。他踏遍湘河村及周边的山山水水，实地测量，决定在村东的南北方向开挖一条长约2公里、宽约5-6米、深约2-3米的水渠，把西北方向来的山洪引导到清洋河里，以期有效地解决水患。同时，在水渠西岸修一条进出村落的道路，配套桥梁，既可解决老路弯弯曲曲的阻水问题，又可改善乡亲们的出行条件。他马不停蹄，挨门逐户走访和众乡亲商量，动员各户无偿交出挖水渠所占用的粮田，受益户出工开挖渠道，他自己出大洋解决桥梁、道路等所需资金。这一主张得到了村民的拥护，大家主动献出渠道需占用的粮田，积极出工出力。于宗潼既是工程总指挥，又是设计师、投资者，还和乡亲们一道挥镐头、抡铁锨，干在工地上。最多时，工地上有几百号人。经过众乡亲两年多的辛勤努力，水渠工程和一公里的道路工程终于修成，一座石头拱券桥和两座石板桥建成。从此，村东800多亩粮田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，村民出行道路平坦宽敞，极为方便。于宗潼还在2公里水渠堤坝上栽种了马莲草，不但筑牢了渠堤，而且每年春天马莲花盛开，水渠里流水潺潺，成为湘河村一大景观；马莲草收获后，还可以用来包粽子，捆绑鱼肉，编织农具，增加收入，可谓一举多得。这项工程，成为造福湘河村及周边村庄的百年工程，村民们亲切地称它为“马莲沟”。
此外，于宗潼还出资改造了村西的道路，修筑了一座石板桥，将大山夼方向来的山水引导到清洋河里，解决了过去山水因受阻而淹没农田的问题。村民们感慨地说：“于大人为家乡办的大好事，俺们永远记在心里。”
办医办学泽乡亲
于宗潼从小学习中医，精通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等医学专著，对内科疾病颇为拿手，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“治病无死法，医术要灵活”，即方法灵活，治病效果好。经他诊治的病人中，常有症状相似但治法不同，最终都药到病除的事例。
于宗潼卸任回到家乡后，意欲发挥自己的特长，投资开办一家药房，亲自坐堂诊病治病，为父老乡亲解除疾病之苦。由此，齐鲁大药房于1914年在人口密集的烟台街应运而生。于宗潼不仅亲自坐堂为患者诊治，还聘请了两名脉手上乘的中医先生。他在多年观察和实践中发现，中药多味合包在一起，患者常有配错和吃错之忧。齐鲁大药房开业以后，于宗潼实行中药分味单包，内放药名和数量卡片，防止将药配错和用错，患者可以放心用药。这一创举，首开烟台街同行业先河，博得了患者的称赞。齐鲁大药房在经营的近20年中（于宗潼去世前两年停办），被评为烟台“八大名药房”之一（当时烟台共17家中药房），于宗潼被列为清末至民国烟台街名中医之首。在此期间（1920年前后），鉴于于宗潼的声誉和能力，他被推举为第三届烟台中商会会长，协办过广仁堂创办小学事宜。
民国初年，提倡新学，于宗潼受康、梁思想的影响，对家乡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颇为关心，决意亲自出马，为培养后代操心尽力。1927年，于宗潼与福山县教育局长孙凌云商定，发起创办福山中学。他请富绅林瑞卿（福山芝阳村人，日本大阪华商“恒昌”总经理）、赖芳圃（福山东北关人，裕丰商号董事长）捐资2.4万元作为学校基金，校址设在县城原宾阳书院后院，于宗潼亲任校长，聘请了数名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任教师。这是福山县第一所初级中学。校名虽为福山中学，但未在山东省教育厅备案，故属私立性质。福山中学前后招生两期，每期约50人，学制3年。课程为国文、数学、英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农学等。1929年，福山因发生军阀刘（珍年）、褚（玉璞）之战，校舍被军队占用，学校被迫停办。战后第二年，于宗潼和孙凌云又用原福山中学基金，在城里估衣市街陈宅办起私立两水中学，聘任王子君任校长，于宗潼任名誉校长，招生一个班，共40余人。1931年，奉山东省教育厅令，改两水中学为福山县立初级中学。
主修志书留青史
俗话说“无官一身轻”，而于宗潼在“无官”后却更忙了。1915年夏天，应山东文化名人杨味云、王鹿泉等邀约，于宗潼到济南，商略考订《山东通志》。原来，光绪十五年（1890年）山东巡抚张曜奏请通志局，修纂《山东通志》，聘请著名学者孙葆田（同治年间进士，官至合肥知县）总纂。历时20年，1911年孙葆田病逝后，毛承霖承业完成初稿。1914年，前都察御史、历城人张英麟集资开局。他认为，《山东通志》初稿需最终校对补订方能出版，而能胜任之人非福山人于宗潼莫属。于是他聘请于宗潼主笔，就原书加以校补定稿。于宗潼与徐庚生等人对原稿“伪者正之，复有遗漏，撰补遗附传一卷”。修订后即交山东通志刊印局铅印出版，称民国《山东通志》。
福山自金朝天会九年（1131年）建县后，其县志至清中期三修，即明万历版、清康熙版和乾隆年版，后无续修。至清末民初，万历志年久无存，康熙志多残缺无完本，乾隆志亦寥寥不过数部。光绪十六年（1891年），福山知县康鸿逵决意修志，公举王懿荣、于宗潼、牟朵珊、谢南川等4人总纂。但“四人皆宦京师，邑内亦未正式开局，仅有提调采访诸人，又绌于经费，诸人皆自尽义务，不支薪，无专责，故前后邮寄京师者殊属无几。”“幸知识渊博的王懿荣成举二卷，又因为国殉难，而书稿多有散佚。”
1920年，王陵基任福山县知事后，特邀请于宗潼任总纂，续修《福山县志》。于宗潼与孙虞臣、于宗洵等习知邑中掌故的人，在王懿荣二卷残存遗稿的基础上，多访民间遗老，踏遍邑内山水，竭力搜罗事实，然后伏案撰写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历时4年，于1924年写成初稿，后反复考订定稿纂辑，于1931年印刷成书。于宗潼谦逊地称“不完不备之处仍不能免”，故定名《福山县志稿》，可称为传世的宝贵财富。
过度的操劳，使于宗潼于1934年8月3日病逝，享年75岁。他在世时的诗文妙笔，议经史补议论，为家乡父老和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——《浣薇书屋遗稿》（于宗潼生前书房名称为“浣薇书屋”）14卷以及家藏书木本《二十四史》（存烟台博物馆）。
责编：秦菲